乱世浮三

 

 

      到目前为止，被点过两次名。前一次点的人多，我虽未老，也“无所谓”了。后一次被点名及其此后遭遇，有点滑稽，或可一说。

　　2000年春天，我在瑞典短期访问，国内传来点名的消息，有说12人，有说20人，最邪乎的一个说法是“72人”。我问一起去开会的刘小枫：“估计一下，我是否在内？”刘一脸坏笑：“你是大老虎啊，怎么漏得过？”果然，回沪不久，点名开始。

　　《求是》杂志发表史学界某权威文章，将我此前发表的“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一文，说成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典型。上海社联召开内部研讨会，新上任的副主席潘世伟还很厚道，让我畅所欲言。我的“反动”观点之一，是要求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讲一点政治文明。5月某一天，我还在上海社联的会议室“畅所欲言”，就在同一栋大楼内，社科院新上任的某副院长正以我这个观点为例证，公开点我名为“否定党的革命传统，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人物”。那时他还兼任上海市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召开这个会议，题为“上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台下坐的是各高校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委负责人。吃午饭时，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杨惠茹就坐在他边上，他说上面还有更大的来头。杨是厚道人，立刻紧张起来。回来向党委书记兼常务副校长老方汇报，这可怎么办？老方1960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工科出身，人也不坏。方召我谈话，问：“你下半年是否有个去香港中文大学的邀请？”答：“有。”方说：“这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可以去，而且要赶紧去。去了以后帮帮忙，不要接触香港记者？你肚子里有气，如果找境外记者一说，我们就不好办了。”他说的“肚子里有气”，是指我跟他刚吵过一架，他把我教授津贴降到最低一档，以示惩戒；既如此，我也递交了硕士导师辞职报告，回归普通教师，再不招研究生。他说的“不好办”，是应对上级督查，一旦查问，就亮明全校课表，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已属停课处理。如果我在香港传媒一曝光，这个“把戏”就拆穿了。

　　我尚无遇事诉诸传媒的习惯，也没有想过去找香港记者。但肚子里余气未消，学校正在争取文科第一个博士点，我拒绝参与，临走前没有填一张表。老方找当时负责博士点攻关的沈关宝教授，问：“老朱放进去有利，还是不放进去有利？”沈答：“老朱放在里面，只有50%的把握；老朱不放，只有25%的把握。”老方一听就着急，沈又说：“我与老朱私交不错，可以去找他夫人，让她把东西拿出来，我代老朱填表；但是校长必须答应一个要求：老朱一回来，立刻恢复他原来的名誉和待遇。否则，我欺骗朋友，无法向老朱交待。”老方说：“可以，就这么办。”

　　博士点批下来了，我也从香港返沪，但是校方没有兑现答应沈关宝的诺言，大概还需观察，弄得老沈见我都不好意思。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改变了三方僵局。

　　次年春，王伟撞机事件发生，中美关系急剧恶化。5月，《人民日报》内部参考总编来沪，请了7个学术界人士座谈，说是为十六大做准备，征求各方面意见。轮到我发言时，以王伟撞机导致外交形势恶化为例，批评高调宣传是不负责任：“革命狂热是万恶之源，要改就从这头改起，岂有继续煽动之理？”总编很有涵养，听到这样刺耳的声音，保持沉默。吃饭时，他也坐在我旁边，拉拉袖子低声说：“老朱，请你理解我们。”一个星期后，我在家里接到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是来约稿的：“我们把你的意见向上面反映了，上面说，让这个人把他的意见写出来。能否请你写得系统一点？”我说，“你们从来只登哪里失火哪里杀人，怎么会登学术、理论？”他说：“就从你这一期开始，我们改革版面，每一期发表一篇不同观点的理论文章。你要多少字？”我说，“那就从汉景帝‘食肉不食马肝’说起，七八千字。”2001年8月3日，《简论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观念转化》发表，没有删改一个字。

　　老方看到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是如释重负，还拍了一下桌子 ：“咦，这一下老朱正确了！”立刻恢复我原来待遇，到年底按校内规定，发《人民日报》者补6000元奖金。扣发一年的那些津贴就劝我风格高一些，算了，算了。我将此理解为“新时期”又一次“落实政策”，十补九不足，还是不起劲。

　　11月下旬去杭州讲学，听众中有人提问，问我是否因为那篇文章成了高参，可以进言最高层？才知道江湖传言，传成又一个胡福明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荣登政协副主席。我岂是胡福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那是瞎猫碰上死老鼠，小概率事件。稿子侥幸不毙，或能全文发表，此后再无第二次。“上大如寄，淡进淡出”，到昨天为止，新校长上任半年与我谈话，还在问为什么这样边缘化？能说“边缘化”已经很不错了，算是“知我者言”。至于是否会第三次被点名，倒也说不定。从此知道牛皮是怎么吹的，流言是怎么变的，滑稽也是可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