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林中的圣玛丽：从巨流河到印第安纳

2015/09/13

清明前，父母又遠道去了山東「老家」掃墓，那是祖父的出生地和他父母的埋骨處，但並非我和父輩們的故鄉。看似簡單的家族遷徙，卻是大時代中無法抵抗的命運。這樣的故事在20世紀的中國舉手皆是，無論你是胼手胝足的百姓，或是赫赫名聲的權貴。

去年初秋，我獨自從齊邦媛「一生的夢境」所在的開花城 (Bloomington) 去到「樹林中的聖瑪麗」——她在《巨流河》中寫過的另一個世外桃源。那是她自幼動蕩漂泊數十載後抵達的第一個寧靜之地。書僅有短短一節，關於這隱在美國印第安納鄉村林中的修會。只是這一節太短，未能談及太多這「樹林中的聖瑪麗」的源流，更她竟然也百餘年前就捲入了太平洋西岸中國的大歷史中，與中國和台灣的命運相連，恰如曾在她園中駐足半年的齊邦媛以及飛來不遠處的開花城已七載的我的家族一樣漂泊，無所遁形。去時我只是當做一次尋找齊邦媛故地的「秋遊」，回來後的心情卻遠比此沈甸。

於是當下我寫了近年最長的一篇「中文」，記錄了所見所想，只是時間匆忙，又有些猶豫那該是篇「遊記」還是「游後記」，於是寫得有些零落，各種橫生的枝節。我本想在請明時修改一遍，再貼出來，以記以念，可無奈計劃從未實踐的人生一再重復，拖到今日。基本是調整篇幅，刪了許多無關的「囉嗦」，無論好壞，也算是完成我心裡的一個執念。

我想把原本的結尾貼在最前面，當個過於直接突兀的引子，若你耐住性子到最後再讀一次，可能會覺得他柔軟下來了：

齊邦媛一族本在巨流河邊的鐵嶺，1920年代開始四海為家，從九一八，經歷七七，再到一九四九，從東北，到北平，住南京，往重慶，去武漢，最後落在台灣。她說「我兄妹一生填寫籍貫遼寧鐵嶺，也只是紙上故鄉而已」，一生波瀾，欲「回北方「卻一路向南。齊邦媛在書最後說：

「我到大連去是要由故鄉的海岸，看流往台灣的大海。連續兩天，我一個人去海邊公園的石階上坐著，望著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兩千多公里航行到台灣。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下面數里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據說風浪到此昔滅聲消。一切歸於永恆的平靜。」

想到我自小成了孤兒的祖父，被貧窮、飢餓和戰亂裹挾從軍，漂流至異鄉成家，近九十歲鄉音未改，可他父母埋骨的家鄉「上無寸瓦，下無寸土，莊院祖墳俱已犁為農田」，而在「異鄉」出生的父輩和我依然還以祖父的出生地為籍貫，那也是我的「紙上故鄉」了，這「異鄉」反成了我們的真的「故鄉」。

我總是看台灣老兵的相關文字、影像，因所謂「外省人」的聚散離合，常默默流淚，別人不能解，可以我的家庭背景，加上我習慣性的「設身處地」和莫名的歷史代入感，這確是某種的「感同身受」。而今我家又從新的故鄉遷到新的異鄉，我更是飛來這祖輩從不曾遙望的開花城，到底是怎樣的認同，卻早已經模糊，只剩鄉愁：原鄉，故鄉，家鄉，情之所系的地方而已。

「樹林中的聖瑪麗」自遙遠的印第安納到中國大陸辦學，經抗戰、內戰再遷徙至台灣落地生根，這是一部她們在中國歷史里的「巨流河」，像齊邦媛那樣「貴族」的家庭，也似我家這般的「庶民」。歷史中誰都是微小的一粟，無論貴賤。

可她們的根卻安穩地扎在印第安納，175年未曾改變，在這樹林之中，一如我前幾日看到的安寧。這是讓我們的先輩無限嫉妒的事，也是我所萬分珍惜的。

於是我回來後竟有種不想與人分享的心情，覺得該讓她繼續守在那樹林中。

可聖瑪麗們卻早已走出樹林，去了中國。那樣的機緣引來了齊邦媛，把她送去開花城，又由她喚來了我。還是忍不住散散落落一大篇，從齊邦媛到丁韙良，從巨流河到印第安納。

近些年，我口中常提到齊邦媛和她的《巨流河》。原本只在文學界享譽的齊邦媛，因為這本書到了晚年卻成了「暢銷」的作家，眾人各取所需，單純為書中的流離或有想用來表達自己政治上的好惡。齊先生寫作時大概沒有在意之後如此多的輿論和「借題發揮」。《巨流河》只是她對那一群人和她的時代的回憶錄，是她少年時開始對中國的看法，政治的社會的情感的。她沒有想做歷史學者，主觀地直舒心意無遮攔，那是她最真切的記憶，直露本真卻不煽情，是單純的力量。

而對於我，《巨流河》卻多了另一層牽絆。這本關於20世紀中國的書，對我最重要的卻不是此岸的中國，而是彼岸的印第安納，或者對我來說印第安納已經是此岸，而祖國成了彼岸。

1967到1968年，齊邦媛飛來印州，於是在書里有了關於此地生活的兩節：「樹林中的聖瑪麗」和「開花的城」。這是中文文本少有的關於印州的記述。用母語閱讀別人記述親身所在的異鄉，一字一句中的一花一樹就在眼前，那種親切會讓捧著書獨自坐在某個角落的你好像被擁抱著。在這之前，如此關於開花城的記述只有廖元豪老師的《美國法學院的1001天》。

「開花的城」，正是我已停留七年的印第安納州Bloomington，印第安納大學的所在地。齊先生在書中寫她在此中年遊學的心情，寫此地的美麗，寫校園中的知更鳥，寫Ballantine後的樁花，寫門羅湖邊月下的歌聲，更有對家鄉親人的思念。時光變換，雖然網絡已讓世界天涯咫尺，但她在書中的話語卻可綿延至今，異鄉讀書之人的心境，開花城裡的故事五十年來不曾改變，至少如我：

「這段苦讀時間，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變化萬千的浮雲：台灣的消息來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報》航空版，開花城那間陋室是我一生中住過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另一節的「樹林中的聖瑪麗」卻是我嚮往數年卻不曾前往的「咫尺」，那是一個神秘的所在。我問過本州出生的同學，大多知之甚少。

「樹林中的聖瑪麗」是一個天主教的主願修女會（Sisters of Providence of Saint Mary-of-the-Woods）和她的創建的文理學院（Saint Mary-of-the-Woods College），始於1840年。修會和學校一體，學院雖然現在也收男生，但只佔了7%，基本是個女校。這個修會是由來自法國的Theodore修女建立，她後來被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封聖，於是可被稱作Saint Theodore。175年的歷史里，功德無數。

我曾試探問過不多的朋友是否願意同去，卻基本興致缺缺，於是天生反骨的我就更期待去到這「人跡罕至」的無聊所在，「走出千萬人群獨行，往柳暗花明山窮水盡處去」。Labor Day那天，按圖索驥前往，算是圓夢，作一個人的旅行，也為我長久「紙上談兵」式的旅行畫下句點。這是我習以為常的體驗，讀很多資料，等很多年，再去實地「驗證」，有種科學家研究火星幾個世紀終於登陸的感覺，而親歷後額外的發現是驗證之後的獎賞。

我從開花城出發，大概一個小時的車程抵達。地址在GPS的地圖上並不存在，只能靠在Google Map上自行定位導航。一路過去都是典型的印第安納鄉村景色，鮮活的樸素，卻在臨到「樹林」前，附近的民居變得沒那麼「漂亮」。轉彎，進入一處更加僻靜的小路，豁然開朗起來，紅磚的圍牆，參天的綠樹都規劃整齊，卻並不顯突兀，在隨性的美國鄉村景象中很顯眼卻不違和。

進校門後沿著大道（The Avenue）開進去，都是在林蔭下穿梭。這本就是僻靜的所在，有可能因為labor day，偌大的園中見不到一個人。

行到一處小屋，見有位修女在修剪花草，便停下來，自道是IU的學生，因一本書的作者50年前在此地停留，又去了開花城，後生晚輩的我尋了她的路到此地。這真是個秘密的所在，不好找，竟如此美好。
修女滿頭白髮，一直對我笑著。她也是IU的畢業生，三十多年前曾在開花城的一所中學教書。她說這裡跟IU的大校園比像是個精心規劃的公園，她們並沒有刻意隱藏或是保密，但卻想享受和保留這份安靜。我本以為教會和學校可能有些參觀的禁區或是禁忌，她卻讓我隨意，給了參觀的建議，還走進屋子里問學校里有沒有台灣教會來的人可以陪我。我說不用麻煩，可她修女奶奶卻熱情地十分堅持。還好最後發現假日人都不在校園，但還是再次各種囑咐，讓我以後常來。

循著指引，我進了」Providence Center」，那是修會的核心，與教堂和各種設施連接在一起。「前台」坐的也是個修女奶奶。再次說明瞭的來歷和故事，又受到熱情地歡迎和介紹，領到導覽圖、參觀證後，讓我自由參觀。修女說真可惜他們很美的餐廳今天關了，我也失望，因為那是巨流河裡提到過的地方。她說這裡秋天很美，一定要一來再來。

我先進了Shrine，中文大概是翻成「聖祠」，其實對我更像是很樸素清新的紀念館，關於這個修會從法國到印第安納再去世界各地的一百五十年，而她20世紀的記述，與我的祖國息息相關：

1919年，「樹林中的瑪利亞」接受天主教在開封的Joseph Tacconi主教的請求，去當地開設一間女子學校，修會選定了Mother Marie Gretia Luking帶領一群修女前往，她後來在中國和台灣被稱為「蓋夏姆姆」。

1912年，蓋夏姆姆於開封開設「華美學校」。

1932年，在開封創辦「靜宜女中」。「靜宜」兩字，源自蓋夏姆姆的中文名「陸靜宜」。
抗戰中，靜宜女中開始收容難民，提供醫療服務。

1941年，在珍珠港事件前一天，修女們居住的地方被日軍襲擊，之後他們被迫流轉到各處。

1943年，修女們被日軍收入在山東的集中營，後又轉移至北平某處。

1945年，抗戰勝利，靜宜女中重開，至內戰開始後隔年離開。

1948年，蓋夏姆姆於台中開設「天主教英語補習學校」。

1953年，成立「靜宜女子英語專科學校」。

1962年，改為「靜宜女子文理學院」。

1964年，蓋夏姆姆於於台中因病去世，葬於台灣。

1989年，學校改為「靜宜女子大學」。

1993年，開始收男生，更名為「靜宜大學」（Providence University）。

從大陸輾轉去台灣的齊邦媛正是因為在同樣從對岸播遷的靜宜教課才有機緣來到這「樹林中的聖瑪麗」，後又去了我的開花城。這種大歷史下命運的交織真是奇妙又唏噓。

很難想象，美國中西部印第安納州樹林里的女子修會不遠萬里到中國去建學校，幫助女性。我在陳列中看到了當年開封「靜宜女中」的鑰匙，當時心中翻滾，眼眶泛紅。

回想起之前上麥宜生老師的課，他問印第安納和中國的哪個省份比較像。他說是河南，從地理位置和經濟發展上。而在歷史系某課上讀William Rowe那兩本關於漢口的書，老師也提出關於漢口類似美國哪個城市的問題，大家都傾向芝加哥。比較河南湖北以及Indiana，Illinois之間的比鄰關係，其中真有不言自明的相似。「樹林中的聖瑪麗」冥冥之中從中國的河南去了中國的印第安納，真是巧合。

其實從印第安納去往中國的傳道者又何止蓋夏姆姆一人和「樹林中的聖瑪麗」一家。另一個更有名的教士是在IU畢業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他1848年走出開花城，兩年後被美國長老教會派往中國傳教。他在寧波十年，以拉丁字母標注寧波話，是第一個用拉丁字母系統標注中國方言的人。遷往北京後，他翻譯了《萬國公法》，這是第一本中文的國際公法書，後又擔任了京師同文館總教習。1898年，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成立，丁韙良被李鴻章推薦為西學總教習。有人說這西學總教習是「北大第一任校長」，我雖存疑，但抬頭如何絲毫不會影響丁韙良「學長」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貢獻。我曾讀過丁韙良曾去開封尋找猶太人遺跡的事，算是未曾約定地替後來的Hoosiers(印第安納州人的暱稱)探路麼？我現在的住處離IU最初的校園只有一分鐘的教程，現在是座公園和超市。當年的丁韙良正式在那裡讀書。我常走過那片，念及丁先生，想到此處該有坐他的塑像，可又有幾人知他？

Shrine緊連著坐教堂，並沒有華麗的裝飾，只是肅穆，安靜。我進去時只有一位老太太默默坐著。問，是不是打擾你了，可以進來拍照麼？她說她只是在這兒等同伴們一起去練唱，沒關係的。可我的快門聲在這高曠的室內加倍地響，甚至還有回音，拍了幾張就不好意思地收起來，坐下跟她說話。

她問我就一個人來麼？我說想不出該找誰，找了錯的人，反而壞了興致。她說是啊，一個人挺好，來這兒享受安靜。過了一會兒她唱詩班同伴來尋，老太太就去隔壁房間練習，我坐在長椅上聽了好久。我完全不懂聖歌，只覺得安心。看著周圍的聖象，卻又因為自己的境界無法接受感召，只能做個沒有信仰的凡人，但溫暖留在心中，就足夠了。

起身出門，陽光下竟睜不開眼。初秋的天氣本已涼了，那幾天卻又熱到三十多度。在園裡轉，少有遇到的幾個人都朝我看，我是此地罕見的遊客。

我在園裡待了四個多小時，只能走馬觀花。除了Providence Center，都在戶外。我怕進了屋裡打擾到正在清修的誰，只拿著地圖去到各處轉。陽光太好，我在烈日下不停地出汗，流到眼睛里，迷得睜不開，只好坐到樹蔭下休息。好久，身邊連個行人都沒有，我捨不得起身，依舊閉著眼，世界只有我和耳邊的鳥鳴。我想齊邦媛來此地時也會像我這樣走在校園裡「享受安靜」吧？這是久經戰亂的她的「夢境」和「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就像開花城的這些年的時光對我，以前沒有，以後也不會再見，我把青春的美好尾巴都留在這裡，甘之如飴。

臨走的路上，發現了一片墓園，由一條兩邊都立著塑像的小徑引去。我只讀過一些聖經的故事，不太知道雕塑的是誰，總是些聖人或先知。慢慢走，如我在這國家見過的目的一樣莊嚴肅穆但不冷酷陰森，陽光照下來，是溫暖的。長眠在那樣的地方才是「安息」，就像墓碑上寫著的R.I.P.

那都是這「樹林中的聖瑪麗」世世代代的先輩，她們在印第安納的鄉間，她們在世界各地，最後魂歸此處。可如這般看似理所當然的生生死死的安寧卻是像曾停留在此的齊邦媛這樣的中國人用「生生死死」也不一定能換得的。齊邦媛一族本在巨流河邊的鐵嶺，1920年代開始四海為家，從九一八，經歷七七，再到一九四九，從東北，到北平，住南京，往重慶，去武漢，最後落在台灣。她說「我兄妹一生填寫籍貫遼寧鐵嶺，也只是紙上故鄉而已」，一生波瀾，欲「回北方「卻一路向南。齊邦媛在書最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