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浮三

朱学勤:我的影视遭际

按:朱学勤先生的文章和口才是少见的好,他是一个能用优美的文字写学术文章的人,且他的随笔写的绝对比那些所谓的作家好。这篇是本期南方周末朱先生专栏里的文字,里面谈到的他对贾樟柯、陈鲁豫以及《morning sun》的摄制者卡玛的映像,很有意思。贴在这主要是作存档,若是您有兴趣看下去,那么肯定是值得你付出时间的。
 
我的影视遭际
《南方周末》 2006-11-16
 
    1980年代令人怀念的地方有很多,曾经放出一批被禁多年的外国书籍和电影,书店、图书馆、电影院门前会激动地排起长队。犹记《牛虻》  解禁时,我是在一个县城电影院里观看,银幕上的情节一紧张,我就会下意识地解下手表上发条,直到拧不动为止。最精彩的一段是亚瑟临刑前怒斥教父蒙梭里尼虚伪,大段台词如惊雷滚过,我在银幕下看得入神,手表落地也未知。影片放完灯一亮,抬腕看表心里一惊,再低头寻找,才发现隔壁座位已经空缺,座上人和我的手表一起,提前离场了。
  那一年代结束,也结束了我喜欢看电影的历史,此后影视圈丑闻不断,我有十七八年不进电影院了。最近这段时期捱不过朋友盛情,有两次是硬着头皮去,倒有些意外可记。
  我所在的大学附近新建一所四星级电影院,美轮美奂。影院艺术总监是1980年代的老朋友,那一次举办法国电影周,电话打来说有一部历史片与我专业相近,一定要“光临”。到那里才发现是一部20年前的老电影——《拿破仑在奥茨特里茨》,但已经不好意思转身,只能买一张票进去。结果出现一个十分难堪的“场面”:全场四五百座位,除我之外,鬼都没有一个。散场后问老朋友,大学内外住有上万学生,其中一半学文科,怎么会没有观众?老朋友苦笑不语。儿子听说后,以教训语气说:“那本来就不是你去的地方!这样吧,以后我从街上找一些碟片,你猫在家里看得了。”果然,找来的碟片中有我喜欢的《小武》、《站台》,从此知道还有贾樟柯这个小导演,专拍外省平民生活,与张艺谋、陈凯歌那一类不一样。
  恰好我校影视学院组织《世界》首映式,院长是老朋友,也是打电话来,嚷嚷着要请客。因为有上一次的教训,去的时候便忐忑不安,结果却意外地好。电影放完,小贾从银幕后走出,自然有女生上去献花,他还没有习惯这种场面,个子小,一套松松垮垮的西装套在肩上,就像一个外省来的民工突然遭遇女大学生献花,领受不起,说话也结巴起来。最近看到他在威尼斯获奖,很为他高兴,内心不由得“媚外”了一把:中国也真富裕了,动辄上亿元组织大片,直奔国际奖而去,马屁拍在马脚上,那外国马脚一蹬,不还是把奖杯发给了小贾小片子?还是老外眼光“毒”呵。
  另有两次接受电视纪实片采访,遭际也是一正一反。
  凤凰卫视《鲁豫有约》邀约三人谈“1977年的高考”,一进 “摄影棚”,这三个人就知道走错了地方。人家是商业操作,租一个北京远郊废旧仓库,录制节目紧锣密鼓,摄影机一刻不停地转,宁可人等机,不可机等人,方能压低成本,放大利润。那一天是摄氏39度,三人在京郊仓库一侧室干坐热等,就等前一场唱歌跳舞者录完。这一等就是3小时,到最后半小时,只见主持人倩影一闪,从我们门前经过,却也不进来。我十分诧异地问:“主持人不与我们过一下?至少应该商议一下大致内容与起承转合吧?”编导略显迟疑,然后回答:“这是我们主持人的风格,拍摄之前不能与访谈者见面,以便保持上镜后的新鲜感。”原来如此,我们这些人是需要“保鲜”的?临到我上场,打量台下观众,大多是附近找来的在校学生,节目不断在换,惟他们不换。此时嘉宾很“新鲜”,而观众皆现疲态,已经不“新鲜”了。
  我因苦等而不悦,开始还能忍,谈着谈着,主持人老是打断话头,遂失去控制,沉下脸怒喝:“是你谈,还是我谈?能不能让我讲完一句再插话,你还有没有礼貌?”300观众顿时惊醒,全场静寂,只听得摄像机还在嘶嘶地转。我妻子也在底下,从来没见过我对着摄像机镜头动怒,当下就傻了。过后我安慰她说没关系,剪刀在他们手里,肯定会剪去这一段。一个月后,有朋友从美国那头打电话来,说看到这档节目了。我立时在越洋电话里拦阻:“别看别看,千万别看,本人冲撞女主持,当众出丑,丑恶之极!”对方说,“没看到有这一段呵,你们不是谈得很好吗?”果然如此,剪刀才是“话语权”,顿时没了脾气。
  有冲撞,但双方冲撞愉快的经历是另一次。独立制片人卡玛从美国回来,要拍一部反映“文革”中学生的纪实片。说她是“回来”,一是她母亲还在,从1950年代以来一直是支持中国革命的外国专家,住北京友谊宾馆后面的一套两居室,访谈就安排在她母亲那间平房里;二是她本人在北京长大,“文革”时念高一,参加过大串联。我问她一个外国人怎么能参加串联?她说:“我对人家说我是新疆人哪,谁还怀疑我?”确实,她的普通话比我还流利,带有京片子的蒙古音。就这样开始访谈,谈着谈着居然谈出分歧,几乎变成辩论。我认为她还有点残余的“左”,一再要我挖掘“文革”对青年人批判性格的积极意义,两人争论起来,不知不觉进入状态,忘记了对面摄像机的存在。片子出来后看看还不错,遂怀疑那是卡玛的采访技巧,故意刺激对方,以便抓拍对方的内心波澜?知情者告诉我,卡玛是一个很本色的采访者,没有那么多“技巧”,为了筹款拍这部片子,她把波士顿的住房都抵押出去了。北京到处都是电视台出来赚外快的摄影者,卡玛不用,为保全摄制质量,宁肯花重金从美国聘请一个职业摄影师,还要承担他的来回旅费。那个摄影师确实敬业,没有他我差点出洋相,还真是“洋”相:我从南方过去,对北方的室内暖气没有思想准备,冬天不穿衬衣,外套、毛衣一脱,就是一件没领子的棉毛衫,外界一播,岂不辱没中国人形象?摄影师见状,立刻脱下他的衬衫,给我兜头一套,刚好合体。
  采访中,卡玛问:“你记得哪一部外国电影印象最深?”我说是《牛虻》,并推荐亚瑟斥教父那段台词。后来看到片子成型,以两组背景画面穿插其间,一组是1960年代大型歌舞片《东方红》,另一组就是这一苏联译制片《牛虻》。卡玛如此安排,大概是以前者寓意盲信,后者寓意觉醒?尤其是那段亚瑟斥责教父,穿插得很到位。
  采访结束后,我告诉她为看《牛氓》丢了生平第一块上海牌手表,相当于我那时月工资的四倍,曾心痛不已。卡玛闻言大笑:“哎呀,这笔巨款应该由我家来赔呵!”我问何故,她说:“伏尼契是我的曾姨母,19世纪末一个英国女孩儿。活得好好的,偏要关注沙皇统治下俄国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在伦敦的俄国、波兰流亡者圈子里交往,成为‘自由俄国协会’的骨干,听来很多故事。写小说又将背景放在19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烧炭党,这才有了你说的《牛虻》这本小说,影响了苏联、中国两代人。”
  听卡玛“痛说革命家史”,我们已经走到室外,摄影师留在室内,收拾他的机器了。如果能拍录下来也不错,当为背景之背景,至少能成为一段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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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Comment

  1. bones说道:

    晚上刚仔细读过报纸那.
    挺喜欢这类文章的.不罗嗦地讲事情,表达看法.又有小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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